《白祭坛》：用军人的血性照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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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湘西执教24年。文学如何再现湘西、重塑湘西，一直是我索真求解的大命题。岳立功长篇小说《白祭坛》出版初，因题材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让人心生疑虑，我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从历史真实、书写模式、政治站位三大方面，为读者解疑，为作家呐喊。今天，我讲的是《白祭坛》如何用军人的血性照亮湘西、照亮历史； 岳立功的湘西书写有哪些新探索、新贡献。
一、岳立功创造了文学湘西军事书写的新模式。
纵观新文学以来书写湘西的作家作品，有如下书写模式：沈从文、王跃文人性化抒情浪漫模式： 孙健忠民族化模式；石太瑞颂歌体模式；彭学明、向启军诗性书写模式；向本贵、杨盛龙批判性苦难书写模式；李康学纪实性文化书写模式；黄永玉半自传体模式；谭仲池、李怀荪的商贸型书写模式；蔡测海、田瑛的形而上书写模式；歌颂革命先辈的红色书写模式；田耳的平民化、世俗化书写模式。举凡这些模式，没有以湘西军人、军队和战争为题材的力作。少量红色叙事中的红军小故事，并未形成气候。沈从文偶尔涉笔军人，但多不成篇，原计划把《长河》写成抗战小说，结果完全夭折，根本没有接触到湘西军人的抗战实况。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以其无与伦比的传奇色彩，死亡线上挣扎的无限恐怖，藏族少女西原跨民族的爱情绝唱，成为新文学军事小说的开山作。我早把这个辉煌的成就写进了我与谭伟平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现代中国文学教程》中，以文学史的方式镌刻在中国文学经典的石壁上。但它不是“发生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的故事”，不能划归文学湘西军事书写模式。文学湘西的书写缺少了军事文学这重要的一块，是一个很大历史的遗憾。
从这个历史的缺口出发，岳立功花三十年功夫，创作出《黑》《红》《白》湘西三部曲，特别是第三部《白祭坛》，正面描述湘西军人、军队和战争，创造了文学湘西军事书写的新模式。这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的贡献。
二、小说突出了军人生命中的血性，揭示了湘西人的精神。
战争是刀尖上的舞蹈，是用血肉修筑长城。在战争中，军人是主角。当战争把他们推向生死关口，军人生命中的精华——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统统放出光来。湘西军人心理性格的核心是血性。所谓血性，首先是体魄健旺、情绪激动、感情澎湃、血脉偾张的生理状态，其次是文化修炼和社会捶打生长出来的刚强正直、忠义赤诚的性格气质，然后是转化而成的快速、猛烈、强大的反应能力，最后呈现为超常敏捷的过激的行为方式。期间始终伴随着理性的规范——没有理性约束的血性是兽性，理性导引下的血性才是无畏无惧、刚毅果敢的英雄气概。我们过往的军事文学只注重张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很少注意到军人个体生命中的无意识血性，甚至过多过度地张扬它的反面，对“军令如山倒”的驯服，对温和、忍让、舒缓的“儒将风度”的欣赏。《白祭坛》中湘西军人的血性，凝聚在那首古老的军歌上，焕发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炮子炸响了，牛角吹响了，我们要到前方去打仗，不论是当兵当鬼再也不是你的丈夫了！”面对强敌，他们奋然而起，以流血为骄傲，视牺牲为当然，无牵无挂，唱着古老的军歌奔向抗日的战场。湘西军政首脑利用蒋介石遣散竿军，暗藏精锐于民间，大人物的血性永不衰竭；胆小、怕死、退缩的小兵小佬，最后关头勇敢献身，小人物也葆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血气。血性、轫劲与大气，是湘西军人的精神，也是湘西人普遍的精神，即湘西精神。
在竿军血性的书写上，作者对写作客体显示了很强的把控力，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嘉善阻击战虽死伤2800多官兵，军心始终不乱，士气依然昂扬。然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抚慰、嘉奖，反而解散了竿军。这样的局面，作者写得相当冷静、深刻。地方首脑内心反感，但明白地方军队历史性衰落的命定性，只能顺应时势无条件地接受。蒋介石决策虽正确，却用的是政客手腕。对蒋遣散竿军，作者理性赞成但感情排斥，棉里藏针，给予含蓄却不乏犀利的批判。蒋介石、陈榘珍和岳立功三方，立场、情感与理性是相分离的，由此产生的双重性心理，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深度。
因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汉族为主的华夏文化，历来推崇温良恭俭让，强调忍字头上一把刀，提倡以德报怨，养成了人们被动忍耐的性格和病态的气量，滋生出遇事积极应对不足、被动忍让有余、缺少针锋相对的血性行为。这个国民性弱点，在《国歌》中也有体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才被迫地“发出最后的吼声。”为什么不早一点发出吼声呢？这个民族性格弱点，今天仍在。我国当代青年，遇到困难，动不动就“躺平”，显然是血性不足所至。《白祭坛》反复张扬湘西军人的血性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弱点的反拨与修补，对祛除软弱、消极、被动的文化性格，建设以血性为底气的坚毅、刚强的民族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打破单一化书写的老规矩、老套路，采取社会化、历史化、多面化的书写路径，自觉向经典名作的大视野、大格局、大气魄回归
我国新文学以来的军事文学作品，取材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印、中苏、中越等边境战争。这些战争，阵线分明，边界清晰，性质单纯，容易把握，方便书写。新文学军事书写普遍存在着“五化”现象：战争规模缩小化，指挥人员基层化，战争事件集中化，战争性质单纯化，战争结果常胜化。
岳立功彻底打破了这些框框。变单一化书写为社会化、历史化、多面化立体书写，自觉回归到经典名作大视野、大格局、大气度的写作姿态。《白祭坛》不只是写一个连一个团或一支小分队，也不止写一次战斗、一个战役、一场战争，而是写了五大性质、六次规模不一的战争；战争的矛盾范畴也以十二对（战争与和平、前方与后方、政治与军事、军队与人民、领袖与战友、将军与士兵、上级与下级、生存与死亡、胜利与失败、英雄与美女、仁爱与搏杀、剑胆与琴心），增加了“地方自治与国家集权”、“军队国家化与遣散地方武装”两对，开阔多了。书中竿军、土兵、土匪三种地方武装势力此消彼长最终归于军队国家化，很像《三国演义》“魏、蜀、吴三足鼎立，最后政归司马氏”，晃动着《三国演义》叙事脉络的影子。
岳立功笔下的湘西历史，不是大人物的直接对决，而是用几个小人物牵出一群大人物，蒋介石、贺龙等，全是真人真名真姓。陈玉轩、覃飞等本地人不用真名实姓，但一个个都有相对应的模特儿。他们的身上容纳了太多的社会世象，晃荡着名家名作中典型形象的影子。韩章曾是匪首，又是黔军的团长，还是湘西革屯军领袖，最后成了抗日英雄，他的身份变换，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葛里高利的身影；竿军首领陈渠珍让人想起湘军统帅曾国藩。他们老来都落叶归根，雄心老去，从身体到精神都向农耕文明的平淡平静回归。覃啸天在《白祭坛》的位置和分量，则类似于《李自成》中的刘宗敏。这些相似来自生活轨迹的相似，艺术创造的相通。
岳立功的《白祭坛》与唐浩明的《曾国藩》、姚雪垠的《李自成》，是当代中国军事历史小说的三架马车。《曾国藩》写中兴名臣老成谋国，终成大器，小说集封建文化之大成而传世；《李自成》写农民起义领袖起兵造反，败于甲申，历史悲剧永警后世成为经典；《白祭坛》写湘西军人舍身救国，走向消亡，以军人的血性照亮湘西、照亮历史，以内陆民族百年动荡反射出中华民族百年变局，也将传之千年。《白祭坛》中革屯倒何（健）的曲折，嘉善抗战的悲壮，地方武装的消弥、民族自治的黑灯、地方声音的喑哑，许多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场面，写得痛快淋漓、神采飞扬，叙事密度高却张弛有度。把长篇小说《白祭坛》放到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传世系列，并不为过。
来源：龙长吟 作者简介：龙长吟，著名评论家，原湖南省作协创研室主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