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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湘:长沙铜官窑的上限及其渊源

编者按:萧湘先生是长沙铜官窑遗址1978年度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曾在1984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发布过《长沙铜官窑的上限及其渊源》一文,但遗憾后来没有正式刊发。为了解有关工作情况,本人近期多次拜访萧湘先生,有幸得到先生赠与的《长沙铜官窑的上限及其渊源》油印稿和5张石门矶窑老照片。萧湘先生热心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十分关心,现经萧湘先生同意,把该文油印稿的扫描件和5张石门矶窑老照片刊发于本号,以供研究者参考。该文介绍了长沙铜官窑遗址内出土的两则重要文字材料,一则是出土于大坡的“唐大和八年唐叔清买地券”,一则是出土于石渚的“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墓志铭”,这两则出土材料可以证明唐代长沙铜官窑遗址在地理位置上隶属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对研究石渚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有关问题有重要价值。该文中萧湘先生认为陆羽所说的“岳州瓷”与刘言史说的“湘瓷”几乎是在同时都有记载,齐名于唐代,岳州窑和长沙铜官窑可以说是同是石门矶窑的分支,在唐代双双蔚为大族,形成了湖南陶瓷史上传之久远的并蒂之花。(张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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