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探源:商业文明之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商业，并不只是“利”的关联，更是“益”的共生。这样的逻辑，早在中华文明先祖舜帝那里，就已经萌发出了朴素的辩证法理念。作为“三皇五帝”中唯一一个有从商经历的先祖，舜帝不但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开创者，也是中华商业文明的开创者，他以“诚实守信、注重质量”的经商理念和经商实践，不仅为后来的经商者树立了典范，更是成为中华商业文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舜帝既是化育万民的圣王，也是开创商业文明的始祖。

开创文明新气象：

以“让”为主导的互“利”共“益”

舜帝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从小就失去母爱，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对他都非常苛刻，三番五次想要害他。他采用忍让、避让的办法，当父母要害他的时候，他不会像后来的愚忠愚孝之人，去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傻事，而是想办法躲开、避开；当父母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会来到父母身边。他以自己的“忍让”和“避让”，赢得了家庭的和谐，使得家庭共同受“益”：不仅感染了父母，使父母改变了态度；尤其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为感化了弟弟象，使象成为一个好人，所以在象被封到有庳国之后，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建庙祭祀他。明代王阳明在《象祠记》中说：“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意思是说，象已经从一个恶人变为一个好人，这是舜帝感化的结果。清代的大学者屈大均更是说：“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确实如屈大均所说，象在有庳国已经为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转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华民族南北统一打下了基础，所以舜帝南巡才那样顺畅，“德化南国”的政治目的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因此，虞舜在家庭中的“让”，不仅赢得了家庭和谐，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和谐统一打下了基础。

走向社会之后，虞舜的“让”，其影响力则更为直接。《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代淮南王刘安云：“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历山之人“让畔”，雷泽之人“让居”，这种新气象的出现，显然是因为虞舜能够首先“让畔”“让居”，以身作则，所以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的道德教化手段：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正因为虞舜能做到“其身正”，所以不仅能“不令而行”，带动一方社会风气的好转；还能吸引大家如“众星共（拱）之”，人们都喜欢他，于是聚集到他的周边，在他居住过的地方，一年的功夫就聚居成一个村落，两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了大都市。

虞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则说明了虞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河滨这里本来有很好的陶泥，本可以制作出很好的陶器，但因陶们的懒惰与不思进取，再加上工头的贪利取巧，偷工减料，制作出来的陶器外表漂亮，而质地粗劣，百姓使用起来叫苦不迭，于是便不买这里的陶器，生意也就暗淡下来了。虞舜来到这里，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他认真地挑选好的陶泥，精心制胎，精细烧制，使这里的陶器不仅比以前更加美观，而且更加结实耐用，十里八乡的村民争相购买。陶工们跟着虞舜的样子认真制陶，这里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后来，虞舜去寿丘制做家用器具，也是一样，对器具的外观和质地都精益求精，没多久就让家具丰富多彩起来；随后，又去负夏做生意，童叟无欺，讲诚守信，很快用他的诚信感染了大家，带动了当地的生意兴隆。他发现“顿丘买贵，于是量贩于顿丘；傅墟卖贱，于是债于傅墟，以均救之”。这说明虞舜当时已经颇有商业眼光，了解顿丘这地方货缺价贵，便将商品“量贩”到顿丘；傅墟则货多价贱，便举债将货物买下贩卖到别处。所谓“以均救之”，也就是调节市场的盈缺，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或许，正是因为虞舜在这种商业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运用此方略治国时，才能驾轻就熟，运用自如。

虞舜以“让”为主导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家庭的和谐，也赢得了大家的拥戴，还带来了生意的兴隆。这里的“让”，就是互“利”共“益”，和谐共赢。这样的“商业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可以指导过去的商业行为，也可指导现在的商业行为，还可指导将来的商业行为。这才是“商业文明之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禅让”天下：

从天下为公到众生受“益”

虞舜之所以能够“让”，是因为“只为苍生不为身”。登帝位之前的舜，心中一直装着他人；登帝位之后的舜，心中更是装着天下万民。他的《南风歌》，正可表明他的心迹：“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的歌辞虽简单，但却包含了四个层次的民本思想：其一，一切以民众为中心，急民众之所急，在这里看不到拓疆守土之类家天下的影子；其二，“吾”与“民”心心相通、平等相待的平民情怀，“吾民”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老百姓”；其三，既重视民众的精神需求——“解愠”，更重视民众物质财富的丰裕——“阜财”；其四，体现了以物质需求为基础的精神需求，亦即建立在“阜财”基础之上的“解愠”，因为“南风”之所以能“解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带来了春播的时机和丰收的希望。《南风歌》所表现的民本思想虽然简略，但却质朴真实，并透露出君与民关系的融洽，因为舜帝只是表露了对民众需求的关切，而没有提到所谓“载舟覆舟”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舜帝当时的民本思想还不是从维护政权的功利性出发的。舜帝之后，《尚书·五子之歌》所表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就明显带有了政治功利性，此后数千年，基本上沿着这一思路发展演变。

舜帝的一生心系“吾民”，这绝不只是口头唱唱而已，而是身体力行。《汉书·刘向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唐代张谓的诗云：“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舜帝以耄耋之年、退位之身，为了“德服三苗”、民族融合，更是为了百姓的安宁，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毅然南巡，最后“野死”苍梧。舜帝的这种德治理念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舜文化的影响力，就很难在朝代更替和外族入侵中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就无法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没有舜帝道德文化的润泽，就很难培养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只为苍生不为身”当然也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实践。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在“尧天舜日”的照耀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太平盛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显而易见，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是实现天下和谐。这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以亲九族”，实现家庭、家族的和谐；其次是“平章百姓”，实现社会的和谐；再次是“协和万邦”，既有国内的和谐，也有国际的和谐。在国内，先要有“九族既睦”“百姓昭明”的前提条件，国际上才会有“协和万邦”的力量；而有了“协和万邦”的国际环境，人民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黎民于变时雍”。当一个国家的治理把国内、国际的政务都处理好了，和谐、和平的局面才会持续下去。可见，“协和万邦”的价值目标就是要造就国内、国际的和谐。尽管尧舜时代的“邦”与现在所说的“国”，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但作为一种协调“和谐”的手段，则是完全可以借用的。

实现了国内、国际和谐，也就实现了“天下大同”。这个“大同”世界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现实。《礼记·礼运篇》是这样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无疑，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一个无比善良的愿望，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让芸芸众生都受“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商业领域的“让”利，实现与他人的“益”的共生，到政治领域的“禅让”天下，实现大同世界的众生受“益”，舜帝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实践中，不仅显示了作为“圣人”的高境界，更是成为“千古圣帝”的榜样，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因为“大同世界”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它描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蓝图，这一蓝图不一定能够全面实现，但却是照耀国人前进的灯塔，吸引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一代一代地为之奋斗。从屈原的“美人美政”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这些志士仁人无不从“大同世界”的社会典范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它为标准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硬道理，也要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天下为公”无疑是中国梦之魂，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软实力。

“苦忧”苍生吾民：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物质上强大起来的硬道理，也要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成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它指明了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兴国、立世、育人，因此它是国家发展壮大、社会文明和谐、个人成长进步的价值动力和精神源泉；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定性导向，因此它是中国梦之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软实力。

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要到舜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方面的问题，舜文化均可提供相应的参照，这里，重点分析一下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坚持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文明的一贯传统，前文提到的“协和万邦”就是和平发展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仁学三原则”，不仅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借鉴，还可以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借鉴。

舜帝举贤任能、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胸怀，表现出公而无私的崇高思想境界。舜帝的一生，不仅建立了以仁孝为内核的公众伦理，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的“禅让”，正是仁爱思想的最好体现。为落实舜帝之“仁”的理念，孔子提出了“仁之方”，也就是践行“仁”的方法、原则。这样的原则孔子总结为两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条原则是孔子的学生所总结的，但孔子也是赞同的。《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就是强加之意。因此，第三条原则应该就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强加于人。这就是仁学三原则，也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

“仁学三原则”一方面是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既不能强加给别人，也不能由着别人强加给自己，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码准则，敬以持己，恕以及人，前者为存仁，后者为践仁。另一方面是由立己而立人，由达己而达人，这是“仁”的积极表现，人要心存忠厚，把自己固有的仁心发动起来，推己及人，就是将自己的仁心仁德推广于人。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较，内涵更宽泛，它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在社会实践中推广自己的仁心仁德，不仅要造就自己，同时要造就别人、要造就社会。

事实上，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己”已经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不再是所谓的“小我”，立己达己之所以能够推而广之，是因为在人的个体生命中具有内在的仁心仁德，而仁心仁德又是与天地精神相通的，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就是“仁”之普遍性意义与价值。由此，以爱人为本，爱人必须爱己，仁者必须立己达己，然后才能立人达人，立己达己即是爱己，不能爱己，当然也就不能推己及人，也就不能爱人。可以看出，爱人与爱己是一回事，爱己必发之于爱人。爱人爱己都是仁者的行为，爱己是立仁之体，爱人是达仁之用。

“仁学三原则”是中华文明所要追求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也是建立在客观现实之上的一种社会理想。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去做，就能搭建通向公而无私、和谐美满社会的桥梁。从这一意义说，仁学三原则也是连结民众道德境界与圣人道德境界的中介，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力。

世界和平离不开“仁学三原则”。发达国家需要“以己之情”量他国：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就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负起更多的责任，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得到衣食、安逸、富足。诚如是，世界和平发展则不难实现。孔子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能够“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均无贫”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若能“均而不贫”，就须有一定的“自由竞争”；若使“自由竞争”不致贫富悬殊，就须引入“均无贫”的政策调控维度。只有这两个维度“趋于平衡的中点”，世界才能“安无倾”。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世界和平发展，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之外，还须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和平共处”。一句话，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推行“仁学三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需要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支撑，需要寻找中国特色的动力源。舜帝“苦忧”苍生，心系“吾民”的情怀以及由孔子等人所总结的“仁学三原则”，就是优质的动力源，我们要让这一动力源“古为今用”，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唐之享，湖南东安人，原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

来源：锦绣潇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