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男孩弑母背后是被忽视的留守儿童心理状况

湖南沅江12岁男孩弑母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谈论，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探析已有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成果。接下来的讨论将聚焦于孩子的身份和事件发生的场域。

其一是基于身份——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这个称谓或者标签直接地反应了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他们处于儿童期，是生理迅速发育的黄金期，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论来看，这也是建立安全感、信任感、自主性以及建立自我认同和自尊的心理、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关键期，他们被留在户籍所在地，被迫与父母分离，由祖辈或者亲属代为照顾。相较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在物质、身体、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遭遇了多维的困境，其中心理健康或精神损害较为严重，表现为情感淡漠、价值观缺失、感到孤独、抑郁和焦虑，甚至于会有行为失范。其实留守儿童的极端恶性事件已多次发生，有类似此事件的伤害攻击他人的越轨行为，也有如毕节事件那样的指向自我的自伤自杀行为。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存在的人格、心理和行为上的偏差。

其二，基于事件发生的场域——家庭，留守儿童所处的家庭，是一个结构残缺、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力的家庭。儿童期是人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的最关键时期，家庭是儿童依赖生活期的主要社会化主体，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环境中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感情、知识、社会规范、性格、人际交往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留守儿童最为重要的监护人和社会化的影响主体的父母，在照顾、教育和引导上都是缺场或者无效的。

1、监护方式不当。我们从案例中来看，案件中的这个孩子，面对的是完全“缺场”、忽视监护职责的父母和溺爱放纵的祖父母，父母不闻不问、祖父母又有求必应，在这样的监护环境里，孩子没有充分的情感互动，被爱和被关注的需求并未本质性地满足，按照依恋理论而言，他并未与自己的亲属成员之间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没有充足的安全和信任感，在情感上是淡漠的；同时物质生活上的要求得到了祖父母无条件的满足，这也塑造了孩子极度的自我中心意识。

2、监护能力不足。监护方式是基础，监护能力是保证。孩子的适度社会化，需要有主要监护人正向、积极、理性地引导和教育，给予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帮助孩子有效地适应外在环境、教授孩子生活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巧等。案例中的母亲，在回归家庭后，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显得简单而粗暴，以命令式的方式指挥孩子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缺乏情感基础的情况下，这种方式让这个很少受到束缚的、以自我为中心且缺乏情绪管理能力的孩子，无法接受这种强制约束自己、否定自我价值的管教方式，采取了极端地方式对待自己的母亲。

当然监护缺失或不力是留守儿童出现人格缺陷、心理问题甚至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不良同伴群体和不良大众媒体信息的影响下，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里不详述。

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心理健康的维护和理性行为的引导，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合力完成。从父母的角度，要主动有效扮演其角色，加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采取合适的家庭教养方式。在政府，从政策制度上确保儿童权益的维护，引导更丰富更专业的社会力量投身儿童保护尤其是留守儿童关爱的工作中。专业的社会力量积极介入留守儿童关爱，通过链接社会资源直接提供服务和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的方式，将专业的服务传输给有需求的孩子及其家庭。比如，湘潭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坚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规范的招投标方式将困境及留守儿童关爱帮扶项目交给湘潭市润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心配备专业的社工，根据留守儿童的存在的问题和真实的需求，提供家庭监护能力提升家庭工作坊、亲子平行沟通小组、儿童情绪管理成长小组、儿童抗逆力提升夏令营、大学生一对一帮扶留守儿童、阅读点亮人生等服务，从情绪疏导、理性认知、提高家庭监护能力等方面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愿全社会共同携手打造儿童友好型社会！

王林丽（湘潭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硕士生导师   润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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