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世纪的湖南县委书记:跑的最快去拾粪蛋
摘要： 刘尚勇说：“改变大队核算，在当时还是挺冒政治风险的，但唐书记并未‘爱惜羽毛’，他的政治品质多么难能可贵啊！”
下田锄地、工地挑土、拾粪蛋、住土砖屋……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县委书记身上，会不会让大家眼镜大跌，感到难以置信？
别不信，这都是真人真事。
让小编带大家一同往回穿越四十年，看看上个世纪湖南的县委书记们是个什么样儿。
“晒得最黑”
人物
陈再仁，1976年至1983年任浏阳县委书记，曾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获评过省劳动模范，被群众称为“焦裕禄式干部”。
故事：“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陈再仁任县委书记之初，浏阳农村，物资匮乏，粮食紧张，许多家庭吃不饱肚子。
这让陈再仁感到痛心。他知道，生产上不去，这样的生活就不会结束。
“当时每年有大批干部抽调到农村帮助社队工作，但办点有点流于表面。”曾与陈再仁共过事的原浏阳县政协主席罗克崇老人回忆，有的干部点上不见人，成了“办家”干部。
“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陈再仁说，农业要搞上去，首先从改进干部作风开始。
1978年，在陈再仁的推动下，“四定一评”的办队岗位责任制出台：要求干部定点办社队，并给干部定任务指标，定劳动天数，定工作要求。然后公社逐月评比，县委逐季检查，年终验收总评。
陈再仁带头选择了困难最大的花树生产队蹲点。来到花树，他跟群众一起，犁田、播种、育秧、割稻、打谷……清早还会起来捡狗粪，农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连送公粮、卖余粮，他也挑着谷箩，把亲手收获来的稻谷，送到收购站。
“那时候，只有在田里才能找到陈再仁。” 罗克崇说，当时群众都说，陈书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劳动；哪里有困难，陈书记就到哪里蹲点；陈书记到哪里蹲点，哪里就增产、增收。
由于经常在田里劳动，陈再仁的皮肤晒得黝黑。不熟悉的人遇见，根本不会想到他是县委书记，还以为是个普通农民。
陈再仁在花树蹲点的第一年，稻谷产量由上年的7万公斤，增长到11万公斤，人均收入由38元增长到67元。第二年，稻谷产量高达14万公斤，人均收入96元。
县委书记带了头，对县、区、社三级办队干部影响很大，大家都说，“形势逼人，领导带了头，再不认真干就不行了。”在定点社队的帮助下，浏阳县全县农业获得大丰收。
“跑得最快”
人物
曾春桃，汝城原县委书记，1972年7月任汝城县委副书记，1975年12月任县委书记，1982年9月病逝。
故事：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
湖南日报著名摄影家唐大柏先生在博客中，把曾春桃称为“跑得最快的县委副书记”。
1973年，唐大柏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工地采访，他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当即停车直奔工地，正好一队队担土民工朝他前方跑来，他一打听，原来大家正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唐大柏本能地拍下这一难得的瞬间，当他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有位小伙子对他说：“那就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怎么样，帅不帅？”唐大柏连声说：“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副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活跃。”
时任汝城县委机关司机的朱谷松回忆：曾春桃书记个子不高，1.62米的样子，但块头壮实，体重有一百五六十斤，他挑土跑得最快完全是真的。
外面有个捡粪老头找你
在汝城，至今流传着“捡粪老头”的故事。说的就是曾春桃。
当时由于国情国力所限，全县化肥供应紧张。曾春桃总是一个粪筐不离手。村里村外，田间地头，一看到猪粪、牛粪、狗粪等野粪就捡到筐里。
大坪公社是曾春桃的驻点。1976年夏天的一天清晨，曾春桃从堆上村去毛家村找驻村的朱队长研究工作。他提着粪筐，边走边捡粪，走了2公里来到毛家村，问一个老人：“朱队长在吗，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老人去敲朱队长的门：“朱队长，外面有个捡粪老头找你。”此时朱队长还在床上睡觉，不耐烦地说：“你告诉那个老头，有事以后再来，我还要睡觉！”
曾春桃只好亲自去敲朱队长的门，朱队长一看“捡粪老头”原来是县委书记，忙一个劲地作检讨。
从此，“捡粪老头”的“雅号”就此传遍全县。
“蹲点最多”
人物
罗贻斌， 1973年7月，任安乡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安乡县县长。1983年因病去世。
(图中右一为罗贻斌)
故事：“一生功绩怎忘怀，三十三年任苦差”
罗贻斌做人做事，一如他的外表，坚毅果决。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负责！”
安乡县委原书记、常德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钦时中评价罗贻斌：他是一个善决策、敢担当的人；有问题找到他，他就有答案、有结果。
安乡是出名的“水窝子”，千百年饱受洪患之苦。
1980年7月，安保大垸豆港河段洪水陡涨，近半临洪大堤出现漫溢，20多万亩良田和17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作为县防指总指挥，罗贻斌冷静应对，决策果断：火速调集民工！抢修子堤！挖导浸沟！垸内受渍、无土可取，挖大堤内肩就近取土！确保“水涨一寸，堤高一尺”！
恶浪拍岸。罗贻斌执意把指挥船停靠在沙眼最多、河浸最重、孱弱颤抖的黄家台堤段。“人在堤在！”他不顾危险，跨上子堤，鼓舞士气。
7天7夜后，豆港守住了！罗贻斌熬红了双眼，熬瘦了两颊。
罗贻斌曾八任指挥长，率领干部群众出征各种艰难、险急重大工程。治湖、堵口，他带头冲锋；整治荆江南堤、修筑枝柳铁路，他不辞辛苦；到海南制杂交稻种，他挑水挑粪，赤脚下田。
罗贻斌下乡蹲点最多。他蹲点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罗8队”，即当时的安猷公社孟家洲第8生产队。这里土地不平，水系差乱，粮棉产量不高，群众生活困难。在这里，罗贻斌一蹲多年，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像钉子一样钉在8队。谁要找他，“去‘罗8队’!”
“一生功绩怎忘怀，三十三年任苦差”。罗贻斌去世后，一位曾与他共事的老领导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穿得最土”
人物
刘中心，1965年至1975年先后担任邵东县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底至1985年3月任邵阳地委书记。1998年9月去世。
(图中左二为刘中心)
故事：一辈子存款付不起丧葬费
曾赴邵东采访的著名摄影家、湖南日报记者唐大柏刘中心他为“穿得最土的县委书记”。
1973年，唐大柏前往邵东火厂坪公社采访“农业学大寨”时，在田野里遇到了在公社现场指挥改造乱石山的刘中心。面对眼前这位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刚从工地下来的县委书记，唐大柏赶紧用相机定格了他当时的身影。
“在我的镜头中，他打扮得比当地普通农民还土气。”唐大柏在回忆当年采访的博文中这样写道。
“在邵东县工作时，我家经常入不敷出，需要借钱来维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是刘中心的妻子汤国英追忆丈夫时，写下的文字。
汤国英的描述中，丈夫“小气”到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掉，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然而，“小气”的刘中心却有很大方的时候：他总带头给希望工程捐款；当得知有一个患病孤儿生活困难，他还自己掏钱负担了孩子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
这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拮据，但刘中心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能利用职权谋私利，不能收受任何人的钱物。”
令人唏嘘的是，1998年9月，刘中心去世后，殡仪馆各种费用加起来需要付7000多元，而妻子汤国英取出全部存款才不到6000元钱。这件事让许多邵阳市委的干部和老同志感动不已，大家自发凑钱补上了刘中心的丧葬费。
“双脚最勤”
人物
唐盛世，1955年至1965年先后担任祁东县县长、县委书记，1972年至1977年在常宁县(现常宁市)任县委书记。
(图中左一为唐盛世)
故事：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就敢于担责，大胆去干
原祁东县农委主任刘尚勇回忆说，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唐书记就敢于担责，大胆去干。
1960年冬天，刘尚勇有一次陪唐盛世到祁东县洪桥公社白云大队检查工作，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研究如何度过第二年夏荒。
开始，群众有顾虑不敢讲话，唐盛世鼓励他们想到哪里讲到那里，不做笔记，讲错了也没关系。大家就讲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吃大锅饭，做多做少一个样，没积极性。种植春收作物，希望划小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种多少、收多少都是自己的，大家积极性肯定高得多。
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才结束，唐盛世认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想法切合实际，是渡过难关的管用之举。他对公社干部表态：你们就这么干，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回到县委，他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春收作物生产工作，统一思想。县委最后决定在全县推开白云大队做法，春收作物生产队种，生产队得，大队、公社、区、县都不要。结果，第二年开春，蚕豆、豌豆、小麦、蔬菜种得漫山遍野，没有空地。
不久，一位省委主要领导到祁东检查工作，走在洪桥、白云桥等地山冈田垄，看到到处绿油油的，一派生机盎然，越看越高兴，不禁脱口赞道“登高一望，心情舒畅”。
刘尚勇说：“改变大队核算，在当时还是挺冒政治风险的，但唐书记并未‘爱惜羽毛’，他的政治品质多么难能可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