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年代长沙无高考考点 邵阳学子奔武汉高考

[摘要]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艰辛高考，湖南两千多学生报考国立广西大学，邵阳学子奔赴武汉报考十多所高校。

民国时期的大学女生。

(原标题：湖南两千多学生报考国立广西大学 邵阳学子奔赴武汉报考十多所高校)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高考是没有统一时间、统一试卷、统一录取的，翻开那些老旧书刊、档案，关于高考一些零星的细节记述，现在读来，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名人轶事

臧克家：

数学0分，作文98分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当时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新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他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98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吃了“零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

吴晗：

惊动胡适、冯友兰等名师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29年，吴晗考入上海吴淞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由于其史学功底扎实、才华凸显，深得校长胡适的赏识。

1930年，胡适就任北大教授等职，吴晗决计投考北大史学系，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后，胡适函请清华校长予以关照，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帮助下，吴晗获得了工读生的最高待遇。

考生四处奔波赴考，乘车、坐船一律半价

1946年，国民政府那些文职官员们很忙：忙着敛财、争官。要打内战了，接下来的几年，他们还要忙着逃命，忙着转移财产……

高考季来了，那时的国家考试院级别很高，可惜它只负责国家公职人员的候选考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大学的招生考试它是不管的。而教育部只是于1946年7月发布《本年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办法》，其办法为四种：联合招生、单独招生、委托招生和成绩审核。前三种招生好理解，也比较靠谱，而第四种招生教育部的解释是：大学把通知寄到各高中，高中按各大学的成绩要求，把学生成绩寄去审核，就可以决定是否录取了。资料中有这样一句话：“俾减少一部分学生徒劳往返”，如此简陋的方法和漏洞百出的程序，姑且信之吧。

但大多数考生还是得舟车劳顿、四处奔波赴考。所以国民政府以运字号下发了与之配套的公告，公告曰：从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所有参加高考的人员，乘坐车、船，一律半价优惠。这份公告发到了运输部门所有的火车段长、汽车站长和轮船船长手上，并告知了查验考生身份的方法。

国立广西大学报名公告，吸引了湖南两千多名考生

四种招生办法里，北大、清华这类名校自然是单独招生。但对于身在湖南的考生来说，要报考的话，最近的考试地点在武汉。因为他们在全国只设了十六个考点，南京、北平、武汉、昆明等，长沙并不在范围之内。

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大学，肯定会在长沙设考点了。长沙明德中学和南岳本校区是国立师院的考点，岳麓山的校区则是湖南大学的考点。那时，考生报名前必须先体检。湖南大学的报名手续是这样规定的：“缴验毕业证文件、身份检查表‘8月1日起至本校校医室检查，或至湘雅医院、仁术医院(今省人民医院)检查’、二寸半照片两张、报名费一千元(简章函索，附邮票20元即寄)。”

在长沙最热的那几天，湖南省教育厅大门口公布了代广西大学招生的公告，此乃教育部规定的招生办法之一种：委托招生。贴出后，公告吸引了两千多名学生报考。湖南精心组考：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的招生，考点设二里牌的文艺中学、韭菜园的衡湘中学；理、工学院的招生，考点设油铺街的广益中学和铁佛东街的成智小学。当时的国立广西大学牌子响当当，使得优质的湖南考生趋之若鹜。

邵阳学子奔武汉高考，一次考了“十多所”高校

一群1950年毕业于湖南武冈私立洞庭中学(今武冈二中)的学生，五十多年后回忆了自己路迢迢、水长长的赴考过程。今天读来，虽饶有趣味，但细想想，那时的考生委实不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招生方法仍没变。湖南武冈私立洞庭中学的学生准备赶到武汉，参加设在那里的华北、西北、华东、东北等地区名校的考试。6月，高中毕业考试结束的第二天，这些从未坐过汽车、更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还没拿到正式的毕业文凭，就揣着一张油印的临时毕业证书，号称“领凭证”的证书，从武冈上了汽车，沿着碎石块铺撒的简易公路，一路颠簸，经过著名的竹篙塘小镇，费时一天，才到达邵阳。

他们在邵阳找了家旅社住下。第一次在外住大旅馆，学生伢子们新奇、兴奋莫名。他们都忘记了白天骨头要散架的苦，信步来到宽阔的资水河边，看着东瓜桥两岸的邵阳夜景，一时迷醉。第二天一早，大家又坐上开往长沙的汽车，一路向前。但中途还得在湘乡休息、中转。这样又待天黑才进省城的门。

到了长沙，人流明显增多，节奏加快，他们遇到了很多要北上赶考的学生。于是他们顾不上再抒发豪情，首要任务是买到去武昌的火车票。到了武汉，武汉大学有几个校友、学长在，通过他们，大家借住在学生宿舍里。食、宿倒是解决了，但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报名、应试了。有的学生很坚定地只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也有的学生逢校必考，几天下来，自己报了、考了哪些学校，自己都不记得了，“总有十多所吧”。

发榜时，这群来自湖南邵阳私立洞庭中学的20多个学生，都被全国各地不同的大学录取了。光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就录取了8个。也就是那年，北京大学的武汉考点录取了从长沙去赴考的李泽厚(后著名的哲学家)，以及原湖南省民政厅厅长邓飞黄(邓立群长兄)之女。

花絮

匪夷所思的高考试题“闹出了不少笑话”

1950年，虽然没有全国的统一命题卷，但考后，有关注此类问题的专业或非专业热心人士仍在一本正经地进行着卷面分析。老课本没有衔接新内容，所以史地、时事“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是谁，居然有人答印度尼西亚人民军总司令的名字；问我们国家主席、副主席是谁，也不知道是刘少奇和高岗，完全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考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人，也不知列宁是何许人也，真是匪夷所思。

更匪夷所思的是，卷面分析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倒是讲了一通立身行世的道理，鼓励考生要“养成卓然不群的气度”，如此“高大上”，对高考毫无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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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被称为高考的考试有两种，一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候选考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一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考”。前一种考试，组织、管理的机构是国家考试院，后一种考试则是各高校自主居多。直至1938年，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高考。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出台录取标准，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等。同年，教育部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民国统一高考只进行了三年，1941年，因频繁战乱，全国统一高考暂时中止。直到1949年后，才分别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进行这种统一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