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中心守望：《白祭坛》的文学地理空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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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祭坛》是湘西籍著名作家岳立功于2023年出版的军事题材非虚构小说。其与《黑营盘》《红城垣》共同构成“湘西三部曲”。有评论者指出，“他手提巴尔扎克式的手术刀……把湘西这片土地上一个半世纪时间长河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家庭、家族的爱恨、恩怨悉数写出，升腾而成辽远宏阔的历史演递。”岳先生创作的湘西题材的小说、戏剧作品皆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洞见“人性”的深度、融地域历史于乡音乡情之中，可以称为历史题材文学乡土化转向的典范。
1、自我想象：多重边缘空间建构
从地缘的角度看，湘西处于湘鄂川黔各省的边缘，这既是自然地理的事实，也是创作主体聚焦表述的文化地理，“边缘”是文本向受众展示湘西的底层逻辑，也是创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湘西是“中国的盲肠”，大山险峻，溪流湍急，本地山水地貌构成地理区隔或汇通的自然存在，创作者用山水言说区隔与流通。大马寨是匪首韩章的地盘，离洪城三十里，本地方的人“谨慎、保守”，成为盲肠中的“阑尾”。文中关于商业属性较强的洪城，采用的表述是“湘黔交界处，三面临水，是一个两江汇流的三角形地带”，文中多处使用“洪城……地处偏远，历来的各种势力对此地的掌控都松弛乏力”，濒临的筸城是“湘西边隅的小城是一个古怪的地方”，是用红色石头以糯米灰浆砌筑成一座笨重的城池。主人公覃潇天家地处偏僻的蛤蟆洞，其“山高林密”“地处偏僻”构成边缘地域的指称。“黑树林”“马桑林”“黑松林”“巴茅草丛”“猫儿洞”“白水洞”等模糊形象的表述更凸显湘西的地理不被关注、难以澄明的状态。陈玉轩驱车去重庆途中路过湘西的矮寨坡，“喘息嘶鸣的吉普车在云层中攀越、写罢若干个‘之’字后终于攀到了山顶。老统领看见从侧面飞过了一块兀立石壁，而眼前确是一片望不到底的深渊”，区隔在外成为边地被封闭的宿命。从业缘的角度看，筸城人从军与洪城人经商是湘西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从军事的角度看，这种边缘力量逐步被中心军政力量支配、控制、削弱。因为用兵是处理危机、困境、对立最极端的方式，这种对抗性文化或者说湘西人扮演的这样的角色是一种“他者”的形象。军事在湘西文化空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五百左右碉堡”“二百左右营汛”是建构边缘地域的要素。小说人物陈玉轩说“湘西历为边陲，地瘠民贫。胜则数载难医创伤，败则一蹶不振”。在长沙，薛岳告知陈玉轩，湘西各部改编，需要开拔前线，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无权更改。虽然陈玉轩去重庆见到蒋介石，最后是“头一次被人用力地反扭着手腕”。现代性视野中湘西军人作战方式具有前现代的特点，例如土匪在洪城的墙根处埋进一口专门装满炸药的棺材。甚至商业空间也被裹挟进入军事冲突的局面之中，洪城通往外界的沅江船运也被各种武装力量挟持，“夹角岩，枫香岭，尤其是青浪滩，那一代土匪可是闹得凶。狗日的，连个空船都差点儿被他们抢”。
1938年10月，湘西成为“扼蜀道咽喉，地处战略要地。”商业活动处在军事对立的边缘并受其支配。 从神缘的角度看。湘西是汉文化圈外的神巫文化遗存地。筸城的群体性娱乐项目包括天王庙祭神、苗巫歌舞娱神、唱傩戏、还“桃花愿”，还有荷灯、潵灯、跑马灯、鳌山灯等诸多灯会。神性文化具有习惯法的力量，一位叫叭妹的寡妇因为与一位裁缝好上，做了出轨的事。寨主将二人抓住要去扔天坑，附有特殊仪式——神巫上刀梯，赤着脚踩向刀锋，一步步向顶上攀爬。城隍庙的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简易的赌档，底层人群的娱乐方式中也融入神性文化空间。神性文化还搬上了抗日战场，小佬因为临战前全身。发动，“小天师”居然摸出一张画有繁复曲线的黄色字条，沾点口水，往小佬头上一拍，小佬的嘴巴果然不抖了。这是湘西筸军疏导新兵恐惧心理的独特方式。嘉善一战，湘西筸军有数千人牺牲，小天师做了一场超度亡灵的法事，众官兵面朝大海跪倒在沙滩上。身着金丝银线道袍的小天师出场了。他手持桃木刀，挥舞着五色绺巾，嘴眼歪斜，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小天师竭尽所能完成各套程式：先祝香，启闻上帝，焚降真诏灵符；次念五帝真讳，收招亡魂，水火交织；焚符九章，使亡魂之脏腑生神；读符告简牒；高功下座，送魂渡桥；焚燎，举三清乐；至此退班，水火交织，超阴度亡。“部队取消番号后捡了一条命的覃啸天回到了他的湘西老家”。作为故乡的湘西成为活人、死人需要回归的信仰之地，边缘之地是筸军需要回到的故乡，小说的结尾对筸城的表述是“水手们会把那条参加竞渡仪式的大船——‘母船’安放进江边的巨大洞穴供奉，待新一年沅水再一次涨端午水的时候，再隆重地将‘母船’请出”。神性文化成为湘西形象可持续塑造的文化遗产。
2、他者建构：多元中心空间想象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湘西是湘鄂川黔的边缘，那么与边缘相对位的中心是探析形象的重要路径。在中心与边缘的对比中洞悉湘西形象的自然位置、社会位置及其心理位置。相比筸城的军事特性，洪城的商业属性与航运属性很突出，文本中洪城被称为“小重庆”，这一地名是洪城借助“重庆”一词的参照系来表述“自我”。洪城之外的大都市“重庆”是边缘外的政治中心。南京是筸军头领接到命令，接受改编、受其支配的军政中心，另外象征红色文化的“延安”，作为革命的中心在文中时有出现。从交通文化的角度看。省域的“小中心”及其大都市是湘西之外的“遥在”，其影响力量很强大。德州是游萱萱上学的地方，与洪城相比，它是“大码头”“大口岸”，还有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院所在地，是洪城等地无可比拟的区域教育中心。老镇守使求学的地方是居于现代文明发展前端的东洋。德州、东洋等地与洪城并置更凸显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张力。“犁头嘴”作为洪城最大最古老的水码头，市井上一直有“汉口千猪百羊万担米，比不上洪城犁头嘴”，其背后的话语逻辑是洪城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码头——汉口，它是洪城需要比附和参照的对象。
1945年1月，日本侵占的目标是四川，但是必须先进攻湘西。湘西是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作为中心的重庆与作为边地的湘西的互文参照。从军事文化的角度看。“由于战事，驻扎长沙的省政府已经搬迁至湘西沅陵。陈玉轩急匆匆赶到沅陵的省政府驻地，进到省长办公室。”[17]作为边地的筸军，时常受到中心政治文化力量指使。与筸城相对位的是黔省政府与湘省政府，湘西成为省域中心长沙、贵阳的双重边缘。陈统领时常接到南京蒋委员长、湖南省主席何键发来的加急电报。从1937年筸军被改编调往宁波、赶赴淞沪嘉善到1939年10月，被调往参加长沙会战，上海、长沙等都市成为与筸军故乡相对为的城市中心、抗战中心、资源集散中心，但其他军队叫筸军是“苗民排”。陈氏担任湘西行署主任由政治中心授予，面对湘西行署被撤销，蒋介石重新设立湘鄂川黔绥靖公署，陈氏决定赶赴重庆，同委员长“据理陈词”。重庆是悬在边地湘西之外的权力中心。抗战胜利之后，陈玉轩从四川南充，辗转贵重印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筸城，作为边缘人回到边缘。与此相对位的中心之地正发生重大变动，“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
3、共同体塑造：边缘守望中心
从军事角度看，湘西筸军走上抗日前线实践对国家最高安全的认同。抗战之后，湘西人守望的中心是由洪城、筸城逐渐变成“国家共同体”，文中洪城是“当时湘西的经济中心”，“厚重的城墙”，“厚重的大门”构成洪城与内外世界的区隔。文中的陈玉轩想保湘西一方净土。抗日救亡命题出现后，陈玉轩当初倡导的“保湘西一方净土”的观念退后，抗日救国命题居中。我军利用雪峰山东麓山地，构筑坚强工事，固守武冈，阻挡敌人的西进，夺取芷江机场。哪怕是在特殊环境下，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性对待，但救亡主题是筸军的宿命。例如筸军虽然是独立的地方军事武装，但用着武汉国民政府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19独立师的牌子，后来委员长还授予筸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4师的番号。成为各种势力合力在此生产吗啡的加工厂，特殊时期的湘西成为被利用的对象，所打造的是一种畸形的生产加工模式。筸城的箭道萍校场上出现“省府批字第205号文件”，在此背景下，筸军的领导者在各个时期接受中心力量的同化与规训。老统领陈玉轩的办公室挂着清朝状元刘琨的字——“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1944年，覃啸天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结业归乡。陈氏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筹划《大湘西自治方案》，筸城的谷子琪去南京参加军官训练团，抗战时期住在长沙成宫街10号。军事救亡成为筸军一以贯之的文脉。一支以保湘西为净土的地方武装效法先人田青树、罗荣光、彭翼南，抵御外侮，报效祖国，马革裹尸，在所不惜。抗日战争爆发，筸军的精锐主力6000人从洪城的犁头嘴码头开拔，目的地是浙江奉化，在嘉善阻击日军，5799名湘西子弟中为国捐躯1741人负伤官兵822人，筸军损失约半[28]。后在牯塘与日本作战，又牺牲几千名士兵。最终是7000余众出山，4000余众伤亡，2000余弟兄被强行编散。湘西在战时成为重要战略基地。“先对强敌，一切当不计前嫌，报效国家，必须得忍辱负重”。1940年10月，筸军所在的73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一行奉岗村宁次之命，飞抵芷江乞降。湘西会战历时两月，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宝贵的生命。筸军从军事文化与军事实践实现边缘对中心的守望与认同。
从商业贸易的角度看，湘西通过商业贸易保持与中心文化圈的沟通，“出口货物以木材、桐油、鸦片烟为主”，战时桐油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而凸显湘西的地位。所以“大小木船”“大商船”是边地守望中心的重要交通路径。作为水码头的洪城实现与中心文化圈人流与物流的交流。老镇守使田昭全曾留学东洋，喜好中西合璧，能指挥西洋乐队，也爱“玩票”唱京剧。陈玉轩的居室的木屋里挂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哪怕是被软禁在四川南充，他开办了一个“三一纺纱厂”并改造新式织布机。湘西筸军的老头领失去兵权后试着从实业的角度完成救国之路。从文化艺术空间的角度看，边缘之地既有“四川酉阳班”“贵州铜仁大洪班”“浦市和沅陵戏班”，也有中心文化圈的舶来品“京剧”，构成本地艺术与汉文化圈艺术的交融。书中将本地的罗荣光与洪城的孙大万延请赵家班演出京剧《岳母刺字》中的岳飞进行对位。所以本地人物走出去是边缘可以守望中心的人力资源，萱萱在省域“大口岸”常德读书，她了解到五四运动，开启男女解放、剪发恋爱等新观念，为《新青年》煽其青春狂热，从穿白短袖衬衣配黑纺绸裙、长筒白麻丝袜，言行举止及思维方式就是一位“五四青年”。在抗战爆发的背景下，湘西筸军有强烈保家卫国的意识，“日本鬼子，欺我中华，我等军人，让学生幼儿来教，有何颜面？家仇家恨，岂能与民族仇恨相比乎？”。洪城的学生们合唱朱鹤老师写的歌“我爱沅水，我更爱我的故乡。必须从强盗手里夺回那生我的养我的爱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故乡！”学生肖枚在学习《论持久战》中“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抗战胜利之后，游萱萱离开洪城去长沙雅礼中学当老师，这代表湘西人从教育方面守望中心的重要方式。
《白祭坛》中的文化地理空间以“边缘”与“中心”互为参照，军事空间、商业空间、政治空间、艺术空间等构成湘西筸军、洪城商人以及中心文化力量构成20世纪40年代湘西人的存在方式。中心与边缘互动是以筸军军事、洪城商业、村寨的匪患以及红色革命军等为交往互动的动力，包括筸军与洪城商人为主体的湘西人通过军事互动、政治互动、贸易活动实现边地湘西的自我建构及对中心文化圈的守望。
作者简介：胡显斌：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美育教育研究所主任，人文与艺术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本文系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3YBA284）
来源：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